现代性与大屠杀的读后感大全

　　《现代性与杀》是一本由[英]齐格蒙·鲍曼著作，译林出版社出版的287图书，本书定价：28.00元，页数：2011-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现代性与杀》精选点评：

　　●杀能够发生，并非反犹主义，而是理性的文明社会，是无上的科学，是高效的官僚体系。前现代的群众暴力固然可怕；但现代社会的全面冷漠更让人毛骨悚然。极权政府园丁让群众生活在无杂音，无武力的环境中，也意味着所有的暴力皆集中于威权。犹太人被步步剥夺作为人的资格，民众出于利益考量而缄默。对于官僚，道德是确保犹太人能全数运送到毒气室；对于科学家，道德是优化毒气室工艺。技术遥控使受害者无名化，消除了杀戮从事者的道德负担。我思考赫希曼的观点，在资本主义社会，利益驯化了欲望。然而利益考量也削弱了道德力量，使我们纵容暴行的发生。尤其在中国，一个拒斥多元化的国度，没人知道盛世之下潜藏着什么。道德不能消亡，必须牢记列维纳斯的话，“我们为一切负一切责任，在一切人之前为一切负责，而我的责任超过了其他一切人。”

　　●2017年已读118：鲍曼将杀置于现代化背景之下，反思现代化与杀的关联、杀何以发生以及杀中的道德缺席等一系列论题。诚如作者所说：“没有现代文明，杀是不可想象的”，杀是现代化的技术成就，也是官僚体系的组织成就。而关于杀中道德冲动的沉寂与道德自抑的悬置，倒可以和阿伦特对照着看，它阐释了“平庸的恶”何以成为可能，但对鲍曼和阿伦特一再强调的思考与道德的完全缺席，我还是持保留态度，这一点可以参看《奥斯维辛》中纳粹行凶者的自述。另外，鲍曼虽然反驳看了阿伦特提出的“如果没有犹太委员会与纳粹的合作，受害者的数量将会减少”这一论点，但也并不否认正是犹太委员会为纳粹提供了诸如管理、技术和资金等方面的支持，以及委员会在其中的腐败。翻译有点佶屈聱牙，译者很喜欢用各种多定语长句，扣一星。

　　●前几章的翻译减一星

　　●从最丑恶中，见人的现代本质及起源

　　●此书语言极为晦涩

　　●P53：译者怎么连“零和游戏”都能译成“得失所系的赌戏”？有没有常识？？？校对的良心呢？？？

　　●社会学的想象力发挥得淋漓尽致，尽管史料的缺乏使得部分结论无法说服我。翻译照搬英文句式，支离破碎。

　　●2017第58本，杀的产生有赖于现代性的产生，现代性有距离的社会生产，它削弱了道德责任的压力；技术责任替代了道德责任，有效掩盖了道德行动的道德意义；区隔和隔离的技术使人们淡漠那些应当受到道德评价以及道德刺激而反应的他人所遭受的命运

　　●不知何时开始，“距离”已成为了重要的思考维度（对象）。好像无论是福柯、本雅明还是鲍曼，冥冥之中都在思考“距离”。似乎福柯更多地在谈空间，还没有聚焦到距离上；本雅明则直接提出距离的远近对思维空间、对经验实质的扩充或收缩；而鲍曼则具体地谈距离对某些东西的遮蔽，对某些东西的放大，真实在某种意义上被扭曲。无论如何，在他们的作品中都读出了某种“距离意味”… 其他杂感。“如何成为可能”的具体思考，是分析能够逐步深入的关键所在。“粘质”、三棱镜、骑墙者的比喻，阐释了“被赋予”的过程，也展现了这种“被赋予”的不同类型。对理性的反思真的是警钟。对道德的反思，知识都是被建构的，道德也是…道德这个部分感觉有点复杂。

　　●【艾希曼的辩护律师塞瓦提斯博士在耶路撒冷总结陈词时尖锐地指出：“艾希曼的所作所为是因为：如果他赢了，他将获得勋章；如果他输了，他就得上绞刑架。”这句话明显的意思——当然是这个世纪当中完全不乏震动效应的观点里面最尖锐的一个——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当然它也许确实是正确的。但是这句话还有另一层含义，这层含义虽然没有那么明显，但却满含讥讽并更令人担忧，那就是，艾希曼的所作所为同战胜方的所作所为在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 相对主义的幽灵，现代性的幽灵，杀的幽灵。

　　《现代性与杀》读后感(一)：杀的意识来源仍然是个谜

　　“无论它们有多么可恶，也不论它们装盛暴力的蓄水池有多大，异类恐惧症和界线竞争焦虑都不会——直接或间接地——导致杀。”纵观全书，我还是无法认同这个结论。所谓“现代性与杀”，更多地探讨现代性为杀的实施提供技术性条件——官僚管理系统，运输，现代科技，社会距离等等，杀的庞杂的技术处理过程之前的意识驱力问题反而没有很好地解释。杀问题的全貌，是欧洲社会根深蒂固的反犹主义在现代技术的参与下发生的灾难性质变，还是纳粹成员的封闭组织在意识形态驱使下处心积虑的谋划，不得而知，鲍曼的回答认为犹太人问题最初出于纳粹对欧洲理性性的“园艺”设计。也许是我对欧洲历史文化不了解吧，总之还是不明白什么样的思想居然认为把犹太人“清除”掉是建造理想社会的一个必要手段，凭希特勒一个人恐怕无法推动这样的想法。

　　《现代性与杀》读后感(二)：社会发展的两面性

　　通过杀为切点反思了现代性。其中最振聋发聩的莫过于：道德究竟来源于社会性，还是脱胎于人的自发性。最近刚刚和朋友讨论过这个话题，个人认为道德本身必然是社会性的，不同的社群会有不同的道德标准。然而其精神内核源自于人的共情心理。同时，随着科技化水平的发展，工业化的进程让整个体系变得庞大，专业的细分使得人逐渐沦为社会运转流程的一部分。人与人隔离在规则和法律之后，而缺少了人与人之间最直接的接触和沟通。随之带来最直观的反映即是他人不再为人，而就更偏向于功能化和服务化。于是人与人之间的共情能力被弱化，这也就是科技化后人情淡漠社会疏离的重要诱因。（当然这也引起犹太人被逐渐抛弃出主流社会进而成为有预谋的杀的受害者）

　　最后，随同全新的、前所未闻的人造技术的力量一起出现的是自我限制的萎缩，在新的规则和秩序下，会产生新的和道德观念。同时新的秩序和规则会让人在社会环境下不得已的屈服，进而改变人类社会。这是对于新科技不得不谨慎以待的根源所在。所谓上帝已死，大概皆是此因。当外在的高于人的规则死去，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在科技高度发展的同时反而会造成礼乐崩坏，在我看来审慎看待现代性便是全文的主旨核心。

　　《现代性与杀》读后感(三)：杀后的现代性反思

　　只有在行动者之理性（一种心理现象）与行动之理性（对行动者而言依其客观的后果来衡量）共鸣和重叠的时候，理性才是个人行为的好的指导。纳粹繁复的官僚体制，强大的国家机器，利用“拯救你所能拯救者”的谎言一步一步摧毁了作为犹太人管理的犹太委员和犹太警察的道德自抑——在两种理性不和谐时唯一的束缚和潜在的救命稻草。犹太人在者希特勒的领导下仍然妄想着通过对官僚体制的理性回应得到来自于纳粹的理性，殊不知如同在盲人谷，独眼人就是国王那般，非理性的冒险家——希特勒在现代官僚体制的理性世界里已经成为了者。杀作为一种社会学上的现象不是偶然存在的，它不是现代化中的一个bug，而是其中产生的副产品，事实上纳粹杀的行政效率堪称现代化的顶峰。如何在现代化的背景下避免杀的出现是我们应当思考的问题，在这一角度上，去回顾纳粹屠杀犹太人的历程不是为了缅怀或者同情犹太人的遭遇，杀不仅仅属于犹太人，而属于整个人类。总的来说很有逻辑和想象力，但是部分问题上个人的道德价值感太强烈。

　　齐格蒙.鲍曼毋庸置疑是一位伟大的社会学家，《现代性与杀》也是一本划时代的社会学著作，但这本书的翻译实在令人失望，前四章读起来甚至比读英文原文还费解，再读他的书还是直接看英文好了，免得受头晕目眩之苦。

　　《现代性与杀》读后感(四)：一个联想——苏俄人民的言论自由

　　引“现代文明的物质和精神产物包括死亡集中营和集中营里束手待毙的人们——R.鲁本斯坦与J.罗斯”。首先要明确的是“杀”仅仅是希特勒为了构建他理想完美社会的手段之一，作者从两个方向进行阐述了该事件背后的规律：直接或间接的加害者与被害者。

　　从加害者角度分析主要包含两点。其一割裂行为与道德的联系，科学与理性扮演了使其合理化的角色。其二现代官僚体系和现代技术的协同作用，“其中最显著的两种情况是，在一个复杂的互动系统中自然而然地看不见因果关系，以及将行为的有碍观瞻或道德上丑陋的结果“放远”到行动者看不到的那一点。”

　　从被害者角度分析主要是操纵规划与资源，引导被害者的理性选择有利于统治者。

　　再深入思考下去，“杀”模式融入苏俄人民的生活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同样是对权力具有垄断地位，普京政府所构建的目标是“一个强大的俄罗斯”。例如西方国家曾谴责普京政府耗费大量资金管控与引导言论。虽然“言论自由”被写入《宪法》，是每一个人的共识，但是在这个口号下，政府作为权威机构一切行为也很容易被“合法化”。细分下去可以具体到审查部门对网络的监管。互联网拉开了人与人物理上的距离，直接导致了审查员的行为作用于网络文字而不是发帖人本身。再加上岗位的高度分工，“审查员”只是规则的执行者而不是制定者。两个因素削弱了道德上的冲突，每一个人不过是这庞大的审查机器中一个小小的零件。还有就是对于工作岗位而言，追求的是高效，工作被量化与考核。进而对该机构中的人而言所承担的技术责任要远大于道德责任，从而在这个机构中工作的人和即将进入的人都是心安理得的。普通民众的角度来看，遭受的手段更是多样的，但是成功引导了民众选择保持缄默，在各自的安全区活下去。

　　整个“杀”事件可以概括为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被谋取私利，制度之恶会引导个体变得残酷，而现代性是整个事件的必要条件。为防范此类事件，作者在书中提到多元化社会和用道德来约束自己对他人负责。对个体来说，我还想补充一点要拥有自由且独立的思想。

　　《现代性与杀》读后感(五)：鲍曼与阿伦特 补注

　　暴行发生在一个典型的韦伯式的现代社会。 官僚体系下的道德自抑，细致的劳动分工与对于受害者的非人化处理。对象非人化与积极的行为主体的自我评价相互促进。科学的价值无涉，最终使得技术权力对于道德压倒性抑制。 工业社会的道德盲目 。事实上，在执行过程中所挑选的人员都被禁止掺杂个人的道德情感，包括残忍的性情。因而能够符合唯一的道德标准，即高效率。 犹太人的忠诚自律。概念化的犹太人—— 粘质 。伴随着标签化和严格限定的目标，犹太群体与其他人的鸿沟不断加深，随之而来的群体性的社会冷漠。犹太人被驱赶到道德责任所触及不到的他者之外。即中间地带的虚无 犹太和纳粹的倒置 反犹主义与制度性消灭并不存在天然的亲和力，但种族主义却始终隐于现代社会之后。 杀并没有对我们自我理解的历史进程产生实质性影响，其发生的环境并没有改变，甚至更加有利。当作极端性的偶然事件。将杀与人类历史上的众多极端暴力事件混为一谈，抹杀了现代性在杀中的极端要性，也缺乏对其中高效率的足够重视。 现代社会是一个园丁式的追求完美的设计，而在屠杀者看来，种族灭绝是清除掉杂草的方式，这是一种创造而非毁灭。 暴力并没有被文明社会消灭，而是被驱逐到边缘地带，随之而来的是暴力的集中与再生产。从而使得暴力的理性化运用成为可能。国家对于社会的绝对凌驾与政治民主的缺席。无疑使之成为可能。 犹太精英所扮演的所谓凝聚性角色，为官僚系统提供了富有秩序的压迫对象。被害者被淹没在权力系统中，并广泛承担义务，理性目标 活下去。沿着纳粹所规定的游戏规则继续生活。受害者的理性成为凶手的武器。 米格拉姆则告诉我们，权威的存在使得人们在固定情境之下的序列化行为产生残酷的倾向。“在理性与道德背道而驰的系统中，人性是最主要的失败者。” 而阿伦特的问题在于这样群体性和制度化的恶之下，个体应当承担怎样的责任。审判是否是胜者对于败者的报复。如果不是，那个广岛或者古拉格当如何。这种相对主义的建立在社会共同体上的道德律令，在面临一个完全倒置社会会处于无法消解的尴尬境地。 杀的概念性解读，对其本身知之甚少。我们不能再设想我们对人类文明有着全面的把握，那些熟悉的令杀发生的特征并没有消失。 而希望似乎在于创造一种跨越理性逻辑的道德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