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可欣 唐代经学大师

孔颖达( 574-648)，宇冲远，唐代经学家，冀州衡水（今河北省境内）人。

孔颖达人如其名，天资聪慧，博闻强记。八岁时，他已能日记千余言，将《三礼义宗》等典籍倒背如流。几年之后，《诗》《书》《礼》《易》《春秋》这几部儒学的经典著作已被孔颖达暗记于心。孔颖达的文笔极佳，文章流畅生动。与孔颖达住在一个郡中的刘焯名重一时，是儒学大家，孔颖达就登门求教。刘焯本不把这个藉藉无名的青年放在眼里，但在听过孔颖达言谈之后，发现这个青年不仅有深厚的儒学功底，还有精辟而独到的见解，不由大为折服。

隋朝大业(605-616)初年，孔颖达被选为“明经”，授河内郡博士，初露头角。自汉代开始，经学成为儒学的代名词，许多儒家学者毕生致力于经学研究。然而，由于经学研究方法繁琐不堪，许多学者往往皓首穷经，却收获甚少，但白发苍苍却仍孜孜不倦于经学的也大有人在。孔颖达年纪轻轻，已经在经学研究中取得了不少成果，令人羡慕。隋炀帝曾经在东都洛阳召集天下儒官，并让国子秘书学士与他们展开学术辩论。在这场大辩论中，孔颖达独占鳌头。这本来已属不易，偏偏在所有的儒宫中，孔颖达的年龄又最年轻，这引起了一些年已垂迈、又无甚学术成果的宿儒的嫉妒，他们竟派出刺客，欲将孔颖达置于死地。情急之下，孔颖达逃入杨玄感家中，躲过一劫。这次胜利使得孔颖达赢得人们的认可，不久被补为太学助教。但隋末的动荡又迫使他不停地颠沛流离，根本无法安心地做学问。

唐朝建立后，天下安定，孔颖达终于又能从事心爱的研究工作了。他被授予文学馆学士，并迁为国子监博士，不久又转任给事中。孔颖达对国家是忠心耿耿的。唐初政治尚算清明，但他仍以天下事为己任，一旦机会到来，他们就竭力上谏，以警醒皇帝。李世民曾向孔颖达请教孔子所说“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孔颖达回答道：“这是圣人在教育我们，要我们学会谦虚。一个人才华出众，但他仍向无能的人询问自己所不明白的事；自己虽然知识丰富，仍询问无知的人，以求自己可以获得更多。有丰富的知识充盈内心，却不要得意洋洋，溢于言表；心中充实，态度谦逊，这正是君子的行为，为人君者也要依据它行事。《易经》中的‘蒙以养正’、‘明夷以莅众’，说的也是这个意思。如果人们倚仗自己位高权重，就肆无忌惮，卖弄才华，朝廷就会混乱，君臣就会不和。自古以来，多少国家灭亡的原因正在于此啊！”这番话掷地有声，名为解释经句，实为劝诫皇上，令太宗大为叹服。

孔颖达长期在东宫讲学，太子承乾不遵礼法，被他看在眼里，急在心中，数次冒着激怒太子的危险进谏。太子的乳娘遂安夫人看不过去，劝说孔颖达：“太子已经大了，老是这样当众责备他，让他下不来台，恐怕不是太合适吧？”孔颖达则回答道：“蒙国厚恩，死无所恨。”（《旧唐书》卷七三）自此以后，他进谏愈发频繁。从这一点上来说，孔颖达可算是一位忠臣。

在学术上，孔颖达是唐代经学家中的代表人物。贞观六年(633)，孔颖达任国子司业。在迁任至太子右庶子后，他仍担任国子司业一职。他以学术研究为己任，他的观点成为经学界的权威观点。孔颖达曾与魏徵一起撰写《隋史》，总结隋朝的兴衰，促使唐代统治者以此为鉴，检点自身。贞观十一年(638)，孔颖达又主编《五礼》，将以往在这方面研究中遇到的难题一，解释清楚。

孔颖达一生先后担任过散骑常侍、祭酒等职务，也撰写了很多文章，如《孝经章句》《释奠颂》等，但最为重要的学术贡献是主持《五经正义》的编撰。在唐太宗的召集下，孔颖达与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王琰等儒学名家一起撰写《五经》义训，全书共180卷，后更名为《五经正义》。此书为五经解释字句，对前代名家的研究成果也有所收录，是一部较为严谨的学术著作。《五经正义》的影响是巨大的，此书刚获完成时，唐太宗便称赞孔颖达等人：“卿等博综古今，义理该洽，考前儒之异说，符圣人之幽旨，实为不朽。”（《旧唐书》卷七三）在整个唐代，这本书成为了科举取士的标准教材。

《五经正义》的最终完成还经历了一番周折。博士马嘉运在详阅此书后，就书中疏漏之处提出了疑问，于是皇上下诏书，责令孔颖达等人精益求精。永徽二年(651)，在中书门下与国子三馆博士五经正义》又进行了详细修改，终于定稿。
孔颖达去世后，得到了很高的葬礼待遇，并追赠太常卿。

孔颖达的儿子孔志继承父亲的遗志，也担任国子司业一职，埋头从事经学研究。孔志的儿子孔惠元为人内向，但学术功底很深厚，也担任了国子司业，后又被擢升为太子谕德。孔家一门三代先后担任国子司业，时人传为美谈。

主要参考文献

《旧唐书》，中华书局标点本。

《新唐书》，中华书局标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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