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张衡在《西京赋》中说:“殷人屡迁,前八后五。”所谓“前八”,是指从商契到商汤有过八次迁徙,“后五”是指商朝有过五次迁都。当然,无论“前八”还是“后五”的数字,古今学者争议颇大,但可以肯定的是,先商与商朝时,商人的确频繁迁都。
先商阶段暂且不论,问题是商朝时期为何频繁迁都?根据尚书记载,盘庚迁殷之后,追溯先王时说“殷降大虐,先王不怀厥攸作,视民利用迁”,对于其中的“大虐”,古人有着不同解读,认为或是人祸,司马迁认为是争权,或是天灾,重点是躲避水灾,盘庚曾说“先王适于山”。
古人记录历史时,或因时间久远而想当然,或因当事人有意掩盖真相等,导致后人无法窥得真相,而考古却可以通过蛛丝马迹,一定程度上还原历史原貌。商朝遗址考古,大致破解的商朝频繁迁都的原因,与史书记载不大相同,如此也就难怪商朝会爆发“九世之乱”。
商朝建国200年:商王开启宗教革新?
商汤灭夏之后,在夏都二里头旁边,兴建了商朝都城——偃师商城。与此同时,在如今郑州一带,兴建了郑州商城。学者分析认为,商朝前期采取东西二都的格局,起初都城在偃师商朝,郑州商城为陪都,仲丁时可能从偃师迁都到了郑州。
考古偃师与郑州商朝时,发现“人祭”现象是从少到多,起初沿袭二里头习俗,很少出现人祭现象,但大约百年之后,人祭行为迅速增加,成为国家级的宗教行为,到商朝建立200年时,规模极其惊人。至于人祭兴起的原因,其中之一可能与战争、扩张有关。
然而,在郑州商城末期,距今大约200年时,考古专家在宫城墙边发现三座反常的祭祀坑,里面全都是青铜重器,密密麻麻整整齐齐,只有一个坑中埋有数量极少的人兽骨头。以青铜器情况与祭祀坑位置来看,祭祀的主人只能是商王!
问题在于:按照当时商朝习俗,商王主祭的活动,如此高级奢华的青铜器,必然配备更多的“人牲”,但为何在突然之间,商王祭祀时不用“人祭”了?
显而易见,商王转变了祭祀思路,决定采用“不杀人”或“少杀人”的方式祭祀,而这一结论是有考古证据支撑的:
首先,与三座祭祀坑同时的,还有一个特别现象,即王宫区的头盖骨加工厂(做成头骨酒器)突然停止运营,大量即将完工的头盖骨被扔到壕沟埋葬。
其次,商朝在南方的据点——位于武汉的盘龙城遗址,人祭非常稀少,更习惯埋藏器物祭祀,这一点可能影响到了商王。需要说明的是,此前湖北几乎没有人祭,商人占据盘龙城后,可能受到当地习俗影响,于是鲜有人祭行为。
因此,位于郑州商城的晚期商王,发起了一场宗教革新,想要取缔“人祭”。历史告诉我们,任何一次改革都会引发或大或小的政局变化,那么这一次宗教革新会引起什么变化呢?
改革派与保守派之争:引发九世之乱?
与宗教改革几乎同一时间,晋南、武汉、河南等大大小小的商城,都相继沦为废墟,而此后十余年,郑州商城也沦为废墟,之后商都应该迁到了郑州惠济区的小双桥遗址。
毋庸置疑,出现这一现象,要么外敌入侵,要么内部战乱,由此导致包括郑州商城在内的诸多城池衰落。无论考古还是文献,都不支持外敌入侵,因此答案只能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内战”!
史记记载:“自仲丁以来,废适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仲丁死后,他的众多弟弟争夺王位,造成九世之乱,商朝一度中衰。
史书没有谈及争位原因,但通过上述考古发现来看,这场内战的表面是王位之争,实质是改革派与保守派之争,波及范围极广,战况极为惨烈,毁掉了无数城池。
史记又载:“帝仲丁迁于隞。河亶甲居相。祖乙迁于邢。”仲丁迁都的目的,应该是为了避开都城的保守势力,河亶甲与祖乙的迁都,都在九世之乱前期,无疑是因为内战迁都。文章开头提到的盘庚曾说“先王适于山”,大概是为了躲避敌方,而不是因为水灾。
其中,河亶甲居相之“相”,极有可能就是小双桥遗址。小双桥遗址考古表明,似乎为了发泄对改革派的不满,该遗址人祭现象更胜往昔,且对“人牲”更加残忍。
通过殷墟考古可知,殷墟延续了人祭活动,且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因此最终保守派取得胜利。
总之,商朝前期四次迁都,核心原因在于宗教改革,导致内战爆发,表现在史书上就是“九世之乱”。最终,或许为了避免内部争斗,或许由于气候原因,盘庚时期迁徙到了安阳殷地,此后商朝在此定都300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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