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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感或许比GDP更重要，但如何衡量前者？
二十多年前，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的Andrew Oswald组织了他所说的世界上第一次关于幸福经济学的会议。他张贴海报，邀请演讲者，并等待与会者入场。但最后只有8个人出现。他说：“在1993年，人们就还没有这一概念。”
大约25年后，人们普遍认为，地球和人的福祉不仅仅来自于经济增长，且国内生产总值(GDP)不足以衡量居民的生活满意度。相关领域已经有自己的论文集、委员会和学术会议。2015年启动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呼吁重视17个新指标(从可负担得起的清洁能源到性别平等)，从而推动各国朝着“超GDP”的方向发展。
罗马全球智囊团俱乐部联合主席Sandrine Dixson-Declève表示，我们目前对繁荣的定义是通过个人富裕程度、资源使用和教育程度等指标来衡量的，而这些指标通常都要支出不可持续的高生态费用。
“越来越清楚的是，所有国家都还处于‘发展’阶段。实质上，无论是被标为“发达”还是“发展中”的国家，都没有在人类和社会繁荣与尊重地球边界之间取得适当的平衡。这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当今最大的生存挑战。”
但是，实际上将替代性繁荣理念纳入政策以改善福祉的尝试(无论是以大量指标还是将其全部归纳为一个指标)都面临着诸多障碍。
“每个人都想超越GDP，但是他们到底想要什么(尚不清楚)……有非常不同的路线，没有标准答案。”经济合作组织(OECD)的统计学家Marco Mira d”Ercole说。
实验
正在进行的各种国家实验证明了他的观点。例如，新西兰政府于5月份启动了围绕福利的预算，其中优先事项包括减少儿童贫困和支持心理健康。十多年前，苏格兰政府将实现公民福祉，可持续发展和平等“目标”作为施政纲领。其中设置了具体的可达成结果，并对进度进行了跟踪，因此可以追究政府的责任。意大利在2016年通过了一项法律，要求政府选择一系列福利指标，然后根据这些指标来证明其预算的合理性。
意大利国家统计局的Fabio Bacchini博士说：“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这是我们试图共同编写的新故事。”他还领导了名为MAKSWELL的项目，研究如何将福祉指标纳入政策。他说，主要的挑战来自于建立数学模型，以预测指标因不同的政策思路而发生的变化。
他说，在这方面有几个障碍。首先，要找到一个指标来衡量现实问题的难度。意大利从4个指标开始：二氧化碳排放量可替代环境绩效、收入不平等、平均收入和不参与工作的比率。
第二个障碍是，如果指标显示出改善(例如，如果收入变得更加平等)，您怎么知道这是政策的结果，而不是来自完全无关的因素？
及时性也很关键……除非我们能够以与GDP相同的频率(即每季度一次)来制定福祉措施，否则对它们的需求将非常有限。
技术可能有助于解决其中的一些问题，比如通过卫星遥感技术来获取财富和贫困指数。
繁荣愿景
Dixson-Declève认为，如果各国政府认真考虑重新定义繁荣，则欧洲委员会下一个研究资助计划将需要进行根本性的改变。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这种新的繁荣愿景是什么样的。然后我们需要进行创新以实现繁荣。”
她说，应该给予社会科学更多的资助，鼓励他们进行创新。需要他们找到温室气体减排但不提高社会生产成本的方法，以此向企业和消费者提供经济激励措施。
改革的压力越来越大。
Oswald教授现在是英国沃里克大学的行为经济学专家，他承认目前的态势已经与1993年有所不同，他预言说：“在未来，每六个月的头条新闻里将包括幸福指数。”
本文译自 phys，@ majer 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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